摘要：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是中国前近代的政治哲学名著，但是对于其中思想是否可称为“启蒙思想”，历来争议颇多而不得要领——不明中国政治需要何种启蒙。文章通过梳理本土启蒙的思想史逻辑，探明中国政治启蒙应该是驯服最高权力（专制皇权）。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，黄宗羲教化统治者：蒙昧政治中无得利之人，必须实现对最高权力的控制；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启蒙的正确方向——建立“治法”（优良的法制）权威，以治法约束权力。因此，《明夷待访录》的思想可称为“启蒙思想”。建立优良的法制并驯服最高权力，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，是本土启蒙自身的逻辑。遵循这个逻辑，“治人”（贤明执政者）应当推动建立治法，将最高权力关进治法的笼子里；而承继黄氏启蒙精神，“接着讲”当下的“治法”，完成权力驯服的未竞事业，则正是今日知识人的使命。
分类：期刊> 人文社会科学> 社会科学I> 法理、法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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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中国历史发展 政治启蒙 思想史 逻辑 约束权力 启蒙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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